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中，中国是较少公布产能利用率的国家，这使人们虽然猜测中国经济面临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，却难以确切测定分行业分时期产能利用率状况，更难以及时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。

     我们曾仔细研究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产能利用率及相关因素。结果显示：一是工业增加值与PPI对产能利用率变化的影响是关键性的，工业增加值代表数量，而PPI则代表价格。这一点在中国也不例外。二是间接测量产能利用率的指标包括，工业生产、订单、产销率、工业品价格、利润率、亏损面等。三是美国的经验表明，产能利用率的波动主要受需求的影响，而非供给的影响。例如2009-2010年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，曾使产能利用率得以短暂回升。因此我们可以从需求角度来估算产能利用率。

     依据上述思路，我们可以整理计算出，从国际经验看，产能利用率在81-82%之间是衡量工业产能是否过剩的临街点，75%以下表明产能过剩严重，高于85%表示产能不足。截至目前，欧美的产能去化进程并未结束，仍然需要至少3-5年的时间。当下美国国内需求的强劲上升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或掩盖了产能过剩的状况。

     依据上述思路，我们也尝试计算了中国整体和结构的产能过剩状况。

     就整体而言，我国工业产能过剩的程度并不十分严重。估测结果显示，一是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率、盈利增速的走势基本一致；二是2013以来，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约为78%-79%，显示产能整体过剩，但并不十分严重。 就结构而言，我国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。其中，电解铝、电石、焦炭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粗钢、风电设备、光伏、造船，产能利用率低于70%，电解铝、光伏两个行业可能低于60%。产能利用属于正常水平的行业有：煤炭、发电，产能利用率高于85%。产能利用状况最好的行业是汽车，目前产能利用率超过95%。中国产能过剩的总体状况是：整体情况好于市场传言，结构问题甚于整体问题。

     我们倾向于认为，中国经济在2018年之前将持续受到产能过剩的困扰。产能去化的进程有一系列棘手问题：一是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是否持续扩张，产能过剩在很大长度上，是中国现行的税制，使地方政府有扩张产能，从生产和流转环节获得税收资源的冲动。地方国企需要较为剧烈的兼并重组，甚至市场退出。二是央企以持续的加杠杆不断扩张，也是产能利用率不高的原因，这从表象上可以归结为央企在要素资源的获得上，在市场准入上的行政优势，其根本仍然在于政府尚未能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，采取竞争中立的姿态。三是产能去化依赖纯粹的市场手段难以实现，例如巨型钢铁企业产能过剩的同时，以“废钢＋电炉＋污染”的小钢厂在基层政府的纵容下，反而可能卷土重来。淘汰落后产能需要行政和市场力量的并举。

     中国甚至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产能过剩，都揭示出全球创新活力的不足。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愿意投入收益丰厚和产能不足的行业，而不是相反，但在现实世界中创新匮乏使得这样的行业过于稀缺。创新的浪潮从大到小，大致可分为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的创新→制度创新→经济理念创新→系统创新→产品创新→技术、品牌和营销创新→加工制造创新。所谓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创新，决定了创新的源泉，人类文明至今，创新源泉并不丰裕，例如古希腊罗马，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欧洲及其周边不断复制其文明自身，带来创新的传播。在此之下，衍生出制度创新，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创新。例如11届3中全会的创新性在于打破了僵化的价值观，然后才能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。此后是理念创新，理念创新是在制度许可的环境下，一场真正的头脑风暴，例如基于军事需求而重发的互联网理念。在此理念下，才出现了覆盖服务器、路由器、骨干网、终端和软件等子系统和具体产品。产品创新往往先于技术创新并受制于技术创新。而加工制造环节的创新，则已处于创新的末端。在满足一定质量要求的前提下，将加工制造成本减削至极限低，是中国企业的优势创新能力。但这不足以支撑产品创新或系统创新。

     为什么创新在中国如此稀缺？在20世纪80年代，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回答是：人、财、物。无非是人才匮乏，尤其是顶尖人才缺乏；资金不足，尤其是研发投入不足；实验条件不足，缺乏国际顶尖的实验室和设备。30多年之后的中国，资金投入不是问题，建立设备顶尖的实验室不是问题，吸收国际精英人才也不是问题，甚至还有各种国家创新计划。但创新，甚至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都仍然活力不足。这就令我们反思，中国的创新体系到底因何而失灵？

     由是观之，产能过剩折射出创新不足，在中国则尤其如此。在价值观、制度和理念不变的枷锁下，寻求国家创新体系可能是徒劳无益的。创新并不仅仅是科学家、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灵感，而在于有无需要和培育这些创新灵感的土壤。11届3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在于其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，这种解放的导火索源自当时中国围绕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大讨论。